记者
潘文捷编辑
黄月1
年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王程韡被查出患有嗜铬细胞瘤，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，他发现竟从没有深刻认识过自己：我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在思考这些问题时，他想起了伴随自己成长的那些食物。从在老家东北公主岭吃的蒸水蛋、锅包肉，到第一次到北京吃的脆皮鸡、白灼基围虾、干炒牛河，再到上大学、工作后以及在海外拜访时体验过的食物……
在这之后，王程韡开设了一门“舌尖上的社会学”通识课，后获得了“清华大学精品课程”的称号。这门课程也促使了王程韡写作了《正是河豚欲上时：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》一书。在书中，他从文化秩序、世界体系、资本逻辑、民族国家、（逆）全球化、健康主义、风险社会、记忆/想象这些维度讲述了不同的力量如何形塑“客我”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深受哲学家、人类学家布鲁诺·拉图尔的影响，反对社会整体的改变才能改变的想法。王程韡一方面想要通过讲述自己与食物的故事“唤起读者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关心”，但他也告诉界面文化（ID：Booksandfun），即使在社会结构的束缚之下，人们也可以做出改变。
王程韡（受访者供图）在采访中，我们不仅谈到了王程韡因疾病产生的对食物、对自己、对世界的认知改变，而且也从书中的一些主题出发，探讨了在今天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食品议题——食品工业化带来的便利和担忧，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给普通人带来的无力感和焦灼感。
01食物是一种沟通的高级语言，生病改变了人与食物的关系
界面文化：《正是河豚欲上时》写的都是吃的，但缘起非常有悲剧性——你患上了嗜铬细胞瘤，面对“五年生存率”的问题。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谚语“吃饭是为了活着，但活着不是只为了吃饭”，你是怎么看待生活和食物之间而关系的？
王程韡：吃饭肯定不是为了活着。重症监护室里鼻饲的病人，只能单纯摄取世界给你的营养，失去了食物带来的其他所有东西，肯定不是享受。那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传递基因吗？如果是那样，生了小孩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死了？我们活着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，而可能留下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改变。
《正是河豚欲上时：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》王程韡著人民文学出版社-12我是东北人，东北原来是日本殖民地，甚至一度GDP还超过日本本土。东北也是共和国长子，经历过各种波折。我尽自己最大的可能，写一点跟东北相关的东西。我们活着是为了有更多意义的追寻。
界面文化：按照书里的说法，你感到自己从东北到北京是进入了中心；但你在北京喝茶喝咖啡的时候，又会感觉殖民帝国是中心。中心和边缘之分对日常的饮食会有很多影响吗？
王程韡：从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定义里，美国是典型的中心，然后有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，但我想传达的理念是，任何的概念都在随着你视野的变化和你的流动性在逐渐发生变化。中心和边缘的意义在于，我们一旦承认哪儿是中心，可能会有相应合法性的赋予。星级饭店里的北京菜真的好吃吗？也可能是因为它在中心我们才认为它好吃。我们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可能会想，是不是法餐会更好吃呢？是不是要去一趟法国？我们会对中心充满各种各样的想象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均质的，我们才会去想象，会不断重新对自己、对食物进行定位。
文化交融和中心边缘这两件事密不可分。以前闯关东的时候，山东是文化上的中心，是孔子故乡，鲁菜变成东北菜是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。但鲁菜到了东北之后，又跟一些当地的包括俄罗斯的做法相结合，现在又慢慢传回北京这样的中心。这跟文化的交融有关，也跟对于中心和边缘的重新界定有关。
我在东北见过北京的驴打滚（东北叫豆面卷）和日本的豆大福（东北叫凉糕）放在小贩推车里一起卖的场景。之所以有豆大福，是因为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；驴打滚也是从北京的中心传到了东北的边缘。东北是双重意义上的边缘，食物传过来之后，在小贩的车里实现了完美的融合——这两个政府原本是对立的，但食物一下子就和解了，化仇恨于无形。
驴打滚（来源：视觉中国）界面文化：生病是否改变了你和食物的关系？
王程韡：生病改变的不仅仅是我跟食物的关系，改变的是人对世界、对自我的基本看法。如果没生病，我们从来不会认为健康是可贵的，觉得按部就班地做所有的事情就可以了。有一个5年生存率在那儿压着，肯定要想应该做点什么事，为世界留下什么样的东西。过去随便吃一口饭就得了，现在会思考吃饭的社会联结这方面的意义。以前我给家人做饭不是特别多，现在每天至少做一顿饭，把自己的爱表达在里边。
生病之后我转做医学人类学，原因在于我要
